羅氏淵源

羅氏淵源，一般認為是出於祝融，因為據傳人文始祖軒轅黃帝有孫曰顫頊，自幼多謀善斷，有聖德，深得黃帝歡心，顓頊有孫曰季連。自是到了周代，季連之後裔鬻熊，因助週滅商有功，被封為子爵，成為周屬國之一——羅子國，故《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有云：“今潮北宜城縣西20里羅川城乃羅故國”，於是子孫以國為氏。春秋之際，常與楚相爭，後為楚所滅，其子孫在周桓王二十年徙於枝江。後又在莊王五八年遷往湖南汩羅，所以《廣韻》也說：“本自顓頊末胤，祝融之後，受封於羅國，子孫以為氏，”這便是羅氏之始源。

由上可知，羅氏先民原就是生活於典河、長江流域，活躍在中原地區，是黃帝嫡裔，祝融之後，與中原各族先民逐漸融合而組成中華民族大家庭。隨著歷史的演進，人口的繁衍，他越黃河，渡長江，散居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再進入嶲南，經歷了悠長的歷史時代。

兵分兩路

豫章羅氏由梅開入粵經南雄而轉徙珠江三角洲的一支脈正是發生於宋季羅貴率領南雄珠璣巷三十三姓九十七戶人家南遷的史事前後，這是最早有史記錄開發珠江三角洲以至開啟南粵人民向海外發展的一段重要歷史事實，它有著深遠的歷史和現實意義。根據東莞樟村、槎、戽斗岡以及新會、開平、高明等諸羅氏族譜的記載，豫章羅氏38世孫彥環，乃生於後晉天福元年。仕晉迄週，官至指揮都虞侯，後佐宋太祖開國有功，授御前幹辨，從太祖討叛，累遷至安國軍節度，後於開寶二年，解兵柄，以散官司就第自祥符上德里徙於廣東南雄府始與縣牛田坊沙水村珠璣巷，是為豫章羅氏入粵南雄之始祖，也是珠三角豫章羅氏三十八世之先祖。

羅彥瑰隱居珠璣巷後，經傳七代，於南宋初紹與元年其七世孫羅貴因避胡姬之禍，率領當地九十七戶珠璣巷人南遷巷人南遷，向珠江三角洲進發，最後落籍於岡州（今新會）大良都古蓈甲蓈底村。此後，開枝散業，其子孫先是散居在珠江三角洲，主要是南海、番禺、東莞、順德和增城，及後，更有遷居至化州、信宜，甚或遠至廣西和海南島的（詳見拙作《羅貴其人其事及其家世》諸文）。而隨著歷史的發展，進入近代以來，更有不少遠涉重洋，走向海外，與另一支豫章羅氏後裔（客家人）匯合，在異國他鄉開拓發展，共創新天地，並成立宗親會（如泰國有“羅氏宗親會”、印尼有“羅氏宗親會”等）、慎終追遠，認祖歸宗，不忘故土，報效梓里。

另一支由江西東南部和福建西南部入粵的豫章羅氏後裔因本來是客家人，定居於潮、梅地區，據《興寧羅氏大成譜》、《大埔羅氏族譜》等譜牒記載，自唐末以來已逐漸有不少的羅氏族人遷至江西吉水、福建寧化等地定居，及至兩宋，這些豫章羅氏子孫後代移居到廣東的已日漸增多，如四十五世孫尚德，讀史，字寶高，又名崇古，南宋時已遷居於福建寧化石壁遷至興寧縣城的南郊和東郊，成為興寧南門和東門的開基祖。又如四十七世大一，乃洪德長子，字俊，名君崇，南宋理宗紹定五年生，居寧化縣石壁洞，宋明經進士，因避蔡九五作亂，於元英宗至治三年攜三個兒子：次一郎、次二郎、次三郎從閩汀寧化石壁遷往潮州府大埔縣清遠都湖竂，此外，也有一些是歷代出仕梅州的官員在當地落戶的，據《客家姓氏淵源》一書所載，有唐僖宗進士羅昌儒，在昭宗時為循州刺史，其時興寧縣屬循州，後因黃巢之亂，道路梗阻，遂留寓不歸，在興寧羅岺築“望先樓”居住，其祖居的堂聯有“循州世德，理學家聲”之句。由此可見，江西之吉水、興國，福建之汀洲、上杭，特別是寧化石壁，可說是進入粵東之中繼站。

之後，進入近代以來，他們的子孫也和散居在珠三角的豫章羅氏後裔一樣，又分別陸續向國內外各地遷出，遷徙於國內較多的是廣西、四川、湖南以及台灣等省份，而移居國外的主要是東南亞各國等地。在國外他們與珠三角的羅氏宗親一起，建立了羅氏宗親會，這正應了“五百年前是一家”的美諺，在異域他鄉，團結互助，共創輝煌。

綜上所述，可見源於豫章珠系的岺南羅氏兩大族群，自宋入粵以來，經歷了近千年的發展，發生了不少的變化，也有著不少的異同。大致說來，其相同處都是豫章羅氏源於羅珠一脈，其後由於所處環境和際遇的不同，又經歷了各自不同的演變而産生了不少的差異。首先，很明顯的是由梅關入粵的豫章羅氏是沿著北江向南遷移，先在珠三角紮根，再向東、西江擴散，是緊靠大江大河而發展的；相反，由江西和福建入粵東的紮根於梅州地區則是一丘陵地帶，“靠山吃山”，他們是在山區發展的。兩者一開始所依靠發展的路向便不同，由此而來，這兩個在廣東的羅氏族群的經濟上的發展程度，以及生活水平等諸方面便有不少差異，前者找尋生活的出路廣闊而較易，相對而言，生活內容也豐富和寬裕；而後者所處環境大多有“開門見山”之感，創業與生活水平總使人感到與前者有一定難度和差距。再者，即使語言方面來說，雖說大家是“五是年前是一家”，先祖均生活於中原地區，說相同的中原漢語，此後各自的發展演變，特別是入粵以後，前者沿北江南下，與百越人民相處，逐漸融入當地社會，操當地的廣州方言，這與先祖的中原漢語有很大的區別，而後者因居處山區，保持聚族而居的生活，在語言上說的是客家話，保留了較多的中原語言，由於兩者所說的語言不相同，後來甚至難於溝通。

總的說來，生活於廣東的羅氏兩大族群，比較他們兩者的差異，可以說最集中體現的一點就是他們進入岺南以來逐漸成為分屬於兩個不同的民系——廣府民系和客家民系，這在語言、文化、社會生活、風俗習慣，以至性格、氣質等方面有著各自不同的表現。

人才輩出

豫章羅氏入粵的兩大族群，其子孫後裔為國家與地方作出較大貢獻者代不乏人，由梅關入粵經珠璣巷南下的一支，如在東莞，據《戽斗岡羅氏族譜》等，宋末有三人或當縣令，或出使外國，在明代則有三名進士官到江西參議等職。又《寒溪水羅氏族譜》種有好幾人中了武舉或任武略騎尉之職。 《槎羅氏族譜》則載有三十世孫蔭祖兄弟三人為庠生、貢生，時號三羅，而其中最彰顯者有東莞英村的七世孫亨信，永樂三年進士，授工科級事中，後累遷至左副者御史，《明史》卷一七二有傳。即到近現代，如東莞的羅克明，曾任安徽懷遠縣委宣傳部長、廣東省委副秘局長、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又如羅祖蔭乃槎羅氏富商，其次子禹培曾任汕頭市首席檢查官，有五子，大子晃潮乃大學教授、次子晃燊是中學校長、三子晃焰為工程師等。在惠來縣則有羅雲輝、羅震、羅學強等分別出任縣僑聯顧問和香港惠來同鄉會理事等職。更有越南華僑青年音樂家允正，日本侵占越南期間參加秘密抗日鬥爭，後被捕壯烈就義、勝利後被追認為烈士葬於越南會安省清時亨烈士墓。他們都是羅貴嫡親後代。

至於由福建入粵居於潮梅地區的一支，則有豐順湯坑之羅萬杰，號慵庵，明崇禎甲戌科進士，授行人司，兩奉使冊吉荊二藩，後累遷吏部主事、會都御史，明清易鼎之際，弘光年間，毀家輸財，與志士何士家等創立陶社，準備起捕勤王，後輾轉至大埔，隱居於湖竂磬湖庵。又如羅芳伯，嘉廣州石扇堡人，“自幼學文習武為群兒冠”、“少負奇氣，性豪爽，遇事勤奮，尤喜結納，鄉里嘉之”。一七七二年與戚友結伴到了西加里曼丹的坤甸（pontainak）謀生，出國前娶妻李氏，生一子留居國內。他們一行到了坤甸，墾嚭金礦，經多年的努力，艱苦奮鬥於一七七七年創建“蘭芳公司”，被推舉為首任“大唐客長（或稱大唐總長）”，並協助坤甸蘇丹平息內部糾紛，聲威日壯，蘭芳公司經營，歷時一0七年才於一八八四年為荷蘭所吞併。再如鎮平人羅福星，積極參加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期間奉命赴台灣開展民主革命組織壯烈成仁。他如羅高哲，字尤青，別字慈威，號卓英，大埔縣湖竂岺下人。曾出任青年軍編練總監。勝利後，派廣東省政府主席，還有學者如羅香林，興寧人，清華大學史學系畢業，歷任中山、中央、暨南、香港中文等大學教授，著名史學家，客家研究的先驅，著述甚豐。

珠江三角洲的發展與珠璣巷移民的關係

宋季以羅貴為首領的南雄珠璣巷南遷移民，對岺南的歷史發展，珠江三角洲的開發，可以說有著特別重要的歷史意義，因為廣東三大民系之一的廣府民系的形成是與移民聯繫在一起的。歷史上的廣府的珠江三角洲，這些緣於北方來的移民，大部分是由珠璣巷移居來的，據估計在今天其後裔約佔廣府民係人口的60%以上，而他們在該民系中更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之所以這樣說，如所周知此乃實由於珠璣巷移民中的一些家庭戶主大多有一定的文化知識或資財，如羅貴本人便是貢生和當地的里長，又如夢氏家族的五兄弟，其中一個曾“捐錢十萬立石基以防水患”等等，這些在《珠璣巷叢書》的各著作中多有論述。同時，由於此次移民是由里長羅貴率領，又得到政府的引文和支持，到了岡州等地後又得到當地群眾的照應，所以很快便安​​居下來，重建家園。而且這一33姓九十七戶的珠璣巷移民，從其事件的整個過程看，都是有組織、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並不是難民式的盲目遷徙流動，這表現出了他們是一批有著較高素質的移民，這事件的本身在我國的移民史上或許也是有著特殊的意義。歷史的發展也就是這樣，當他們及其後裔與先後從來自中原的移民匯合併融入當地社會後，不僅對珠三角的開發，即對岺南地區的發展以至對我國近代的歷史變革都有著深遠的影響，下面我們試從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面作些簡單的概述。

首先，隋唐以前珠江三角洲還是煙波浩淼之區，海傍灘塗更是無人開墾之域，岺南百越仍一向被視為放流刑之地，只是到了宋元兩代，珠三角才進入了大開拓大發展的時期，這之中來自中原的移民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們帶來了優秀的中原文化和先進的生產技術，在與當地百越人民和社會良好的結合下，戰天斗地，團結奮鬥，共同開發珠三角，迅速改變珠三角的面貌，而在以羅貴為代表的珠璣巷移民便是其中有紀錄的重要的一支力量。他們來到珠三角便以其所具有的人力、財力和生產技術的優勢，建村立業，嚭土開荒，墾植農業，在農耕活動中，他們除了集中開墾平原地區。更因地制宜，充分利用了海傍灘塗，創造了“國堤造田”、“築堤護田”的技術，這既保護農田，防止洪澇之災，又擴大了農田力提高農田的質量與產量，這為珠三角的農業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其後，在以珠璣巷移民為主導的南海、番禺、順德地區，又創造了“桑基魚塘”、“蔗基魚塘”的優良養種技術和方法，這既是生物鏈的循環，又很好地保護生態環境，這種先進的耕作方法，到今天還得到了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充分肯定和讚揚。

農業生產的發展大大促進了珠三角工商業的發達。因為隨著農業生產力的增強，農作物產量的提高，以及經濟作物生產的出現和多樣化，這樣具有商業性農業生產的發展，自然也帶動了農業加工業的建立，出現諸如製糖、繅絲、絲織、珠珓和水果加工業便興旺起來，於是工商業的圩鎮至中小城市在不少地方形成，這就使得在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經濟萌芽比之在我國其他一些地區便較早地出現了。由上可見，以羅貴為代表的珠璣巷遷民其後裔對珠三角的經濟發展的貢獻是巨大的、突出的。

其次，經濟的發展必然帶動了文化教育的繁榮與發展。如上所述，由羅貴率領的珠璣巷南遷移民是有組織的，並有一定文化知識和資財的移民群體，他們中具有培養子弟讀書的傳統，又有培養子弟成材的能力，故後代有功名者輩出，如羅貴本人是貢生，其次子是進士，孫輩有幾個是解元。宋季以來，岺南文化教育事業特別是在珠三角迅速的興起，並有很大的發展，這是與珠璣巷移民的遷來是密切分不開的，他們挾其資材與技術南來珠三角安家立業，發展經濟，推廣文化，隨著生產的發展，大辦文化教育，親力親為，創建書院、學社，如廣州地區的首間書院——桂華書院便是東莞的珠璣巷遷民翟徵的長子翟傑創建的，此後，廣州的禺山、番山、義齊、九峰等近十所書院相繼建立，珠江三角洲一時教育大興，文風甚盛，人才輩出，據阮元《廣東通志》所載，南宋時廣州所屬各縣進士共一百一十八名，而其中南海縣四十八名、番禺縣三十五名、增城縣十二名、東莞縣十名、順德縣九名。明清兩代更有不少學者大儒，如陳白沙、湛若水、屈大均、朱九江等，他們都是珠三角的珠璣巷遷民後裔。進至近現代，珠三角更是由於得風氣之先，西方思想也最早在這一地區傳播，並由此而影響及全國，各種學派、思潮都曾在這裡出現、匯聚，並十分活耀，從上帝會、維新派、保皇會，以至資產階段立悹派、民主革命派，一直到無產階段段專政思想、改革開放大潮，在這裡不是最先也是較早地得到表現，出現了早期的如容閎、鄭觀應、黃遵悹等較有名的思想家，以及如洪秀全、康有為、梁啟超和孫中山等影響全國的農民革命家、改良派和民主革命家，因而在我國近代重大的歷史變革中，無一不是由他們所組成、發動和領導，所以從歷史的發展來看，亦足以說明珠璣巷民南遷史事的重大作用了。

另一方面，自古以來廣州地域就是我國對外貿易主要的口岸和開放的窗口，在得風氣之先的同時，也成為西方殖民主義者東侵進入我國的門戶。鴉片戰爭以後，農村破產，人民貧困，在梅縣客家山嶇和珠三角地區，不少貧苦農民和城市貧民被迫飄洋過海尋求生路或移居海外，據最保守的估計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世界客屬海外華僑人約有四百多萬人，其中大多是廣東客屬，他們主要居於東南亞各國和美國、加拿大，僅印尼便有超過一百萬，馬來西亞也有近百萬，在美國則有十萬，加拿大約有四萬等。而在珠三角地區，近代以來更是我國最早著名的僑鄉。到七0年代，該地區包括廣州、佛山、南海、番禺、東莞、中山、順德，以及五邑（台山、開平、恩平、新會、鶴山）等縣市已有海外華僑華人逾五百五十萬，僅台山就近一百萬，廣州和開平也分別有四十六萬和四十二萬人，他們大多是去了美國和加拿大，也有不少過了東南亞各國。這些身居他國異域的廣東客屬和珠璣巷遷民後裔，至今天雖已歷近兩個世紀，不少也已是第三、四代的華裔，但在祖國的改革開放大潮中，他們仍不忘故里，常有尋根問祖之行，慎終追遠，更懷報效桑梓之情。因此，自改革開放以來，他們已為自己先輩的故國——祖居地的經濟文教建設事業作出了不少貢獻，這正說明珠三角又一次得風氣之先，再又成為了我國社會變革的前導地方，由此亦可見南雄珠璣巷移民的史事，更具有其現實意義了。

注：羅晃潮，暨南大學教授，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廣州華橋歷史學會副秘書長。本文録自《廣東文獻》第一0八期。台北市廣東同鄉會發行。

SOURCE: 罗氏家园